文字是记录信息和语言的工具。从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文来看，我国早在商代或许就已形成社会通行的甲骨文字。春秋战国的地域分裂导致文字一度歧乱，各国文字形态各异，异体字频现，造成政治文化交流障碍。秦统一六国后，定小篆为国家标准字体，结束战国文字异形纷乱局面，实现“书同文”。统一的文字为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融合提供了稳固的传播载体，也为历代大一统王朝政治思想统治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书写基��，汉民族文化自觉认同即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文字像一根磁线，将四面八方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无论历史怎样分合，只要不同区域的民众共同使用汉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向心力和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便始终不会游移。魏晋六朝政权更迭频繁，五代十国亦不乏动荡混乱，最终皆能走向一统的政治，“书同文”不无积极影响。“书同文”不仅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推动中华文化向域外传播。统一的汉字不仅在中国本土深入发展，而且陆续传入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区域，形成“汉字文化圈”。
“语同音”经历数千年历史实践，从先秦的雅言到汉代的通语，从唐音到明清官话，统一的政权都在努力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畅通与交流，只有语言文字真正统一，才会形成民族、国家和文化的价值认同。
《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谕言语”，即为统一方音异语，“谕书名，听声音”，即为正文字之歧读，统一书面文字的读音，也即正音。由此，周代官方已重视“语同音”问题。孔子所说的雅言就是西周通行的国家标准语官话，相当于今日普通话。周代雅言在各地的推广和定型为诸子百家的论争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交际前提。秦实行“书同文”，然未能实现“语同音”。西汉政府推行语言文字的国家标准，致力形成通语局面，如汉宣帝曾征召能正确诵读《仓颉篇》的人，其目的正是解决《仓颉篇》语音歧读和失读问题，规范长期以来语言文字的失范问题。汉平帝时期曾令扬雄增补校定《仓颉篇》文字、正定语音，使《仓颉篇》更趋规范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合成为时代趋势。北魏孝文帝力推汉音，规定不会汉音的鲜卑官员一律降职，由此北方实现大范围“语同音”，雅言成为士人和庶人间的社会交际语言，隔墙听他们彼此谈话，哪怕听一整天，也难听出谁是士人谁是庶人。南方地区则出现迥然不同的情况，士庶“异语”。但是，南渡的士人将北方雅言带入南方，随宋齐梁陈数代更迭逐渐以金陵为中心形成一套统一的语音体系即金陵雅音。因此，南北都操共同能听懂的雅音，南北使者间无障碍交流沟通也就呈现在此一时期的史书之中。
隋朝建立后迫切需要南北异域间实行通语，隋朝陆法言所著《切韵》，在语音体系上结合金陵雅音和北朝雅音，著录语音“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形成规范的新的国家标准语音雅音系统，成为后来唐宋官方认可的正统标准语音。此“语同音”新局也为唐朝政府所推行，官方也认识到语音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问题，因此常组织正音工作，考辨经史，纠正世俗之言的谬误，深入革除语言文字时代之弊。
五代十国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切韵》所定型的雅音系统遭遇冲击。北宋以开封和洛阳方言为标准音，在地域方言之上有了官定语音北方官话，成为当时读书人的交流纽带。南宋由于南北对峙，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官话与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官话渐行渐远，隔阂日多。蒙古的崛起改变了这一格局，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设专门书院教授大都话，要求官员必须掌握，大都话随即通行全国，此为元朝官定标准语音，接近于今北京音。
明太祖洪武八年，乐韶凤等人奉诏编定《洪武正韵》，官方以中原“雅音”为正音标准，对偏离官定标准音的旧音进行校定。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入北京，元朝所定大都话又经历了一次南北融合。明清曾有过几次大型移民运动，南北空间上的大迁移，客观上促使官话在全国推广流行。但是，明清时期的官话尚未形成固定标准，其推广普及程度也很局限。清代官方曾在南方大力推广官话，刊于1810年的《正音撮要》即是为广东人学习官话所编写的教材，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正音读本，但《正音撮要》所载官话尚停留在行政和商业领域，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各说各话。因此，明清官话虽是全国标准，但却是弹性较大的通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语同音”则由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开其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推进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未竟事业，“语同音”梦想初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