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廉政文化音乐剧《余子俊》剧照
初春的陕北高原，柳丝已见春色。从西安一路向北，包茂高速像一柄利剑，把无边无际的山峁沟梁一剖为二，而连绵的绿茵和忙碌的蜜蜂，又试图把它再次缝为一体。眼前这块土地，光阴一页页翻过，生命一代代走过，在无数的场景叠加中变得那么悠远而深不可测。
明成化八年（1472年）的春天，同样是沿着这北上的方向，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余子��，出任延绥巡抚。延绥在如今的陕北一带，又称榆林镇。作为明朝时的九边重镇之一，这里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
明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北有蒙古，东有倭寇。彼时，“土木堡之变”的遗恨还在，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在延绥一带骚扰抢掠，百姓苦不堪言。
此番临危受命，摆在这位四川籍官员面前最紧要的任务，便是巩固边防。
锻长天铁垛 铸大漠金汤
在明代，余子俊素以“能臣”著称。景泰二年，余子俊考取进士，先被授予户部江西司主事，后升为户部福建司员外郎，这一年他只有23岁。
在户部工作10年后，因为清廉能干，余子俊被委任为西安知府，成为主政一方的行政长官。《明史·余子俊传》中记载，余子俊在任期间遇到了饥荒，他拨10万石粮救济灾民，并制定了“区画以偿”的赈灾方式。
所谓“区画以偿”，是指春荒时，老百姓可以打个欠条作为凭据向官府借粮，先填饱肚子，然后以“按揭”的方式偿还。如果粮食丰收了，就多还一点，达到“官不损而民济”的目的。
成化初年，余子俊因政绩突出受到表彰，“知府十人，而子俊为首。以林聪荐，为陕西右参政，岁余擢右布政使。”参政是明代清初布政使的下属官员，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政务，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六年转左，调浙江。”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余子俊转任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
从旖旎秀美的江南到塞北边陲，余子俊的到来，给这块饱受兵戈之苦的土地，带来了改变的契机。到任第二年，他上疏朝廷，力排众议，提出在原隋长城的基础上，改建延筑长城的方案。
在我国古代，为了应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原王朝多以修筑长城作为屏障，烽火台、边墙以及镇城、营堡和城寨，构筑起一套立体的防御体系。长城的建造历时2000多年，先后历经了春秋战国、秦、汉、隋、明等12个历史时期。
明代是长城修建的鼎盛时期，从东到西共修了6300公里。余子俊改建长城的方法，主要是依托山势地形“铲削边山”“凿山为墙”，即从墙外取土，从而在边墙外形成了一道壕堑，相当于城墙的护城河，增加了骑兵越界的难度，又在崖寨空缺地建造短墙，形成一个个包围圈。
在延绥镇一线，余子俊还修筑了“大边”和“二边”南北两条长城。“大边”是第一道防线，阻挡敌人的第一轮冲击，同时给后方传递信息。若“大边”被攻破了，还有“二边”，作为南侧的第二道防线。
在余子俊的主持下，仅用了3个月，一条东起清水营紫城寨黄河西岸（今榆林市府谷县麻镇），西抵定边营花马池的长城就全部建成。
经余子俊改建的长城生动地演绎了“防守亦是最好的进攻”。成化十八年（1482年），蒙古部落再次入掠延绥河清水营，余子俊所修边墙屏障作用充分显现，将入敌退路阻断，致使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易犯边，北部边境迎来长达20余年的平静时期，延绥军民得以休养生息。
立三边雄镇 建塞上江南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榆林曾是榆溪河畔一个被称为“榆林庄”的小村子，榆溪河是无定河的支流，由北向南从榆林市区流淌而过。
成化九年（1473年），余子俊在改建长城的同时，将延绥镇治所由绥德向北迁移到榆林。从此，戍边的重心从绥德转向了边防前沿榆林，戍防措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防御体系更加完备。
徙镇之后，延绥镇屯兵由成化八年（1472年）的8万人削减至5 万人，军马由 7.5 万匹削减至2.44万匹，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619万石。此外，余子俊实行屯田政策，以农养战，将边城以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并在红石峡半山腰开凿了广泽渠，引水灌溉，一年收获粮食6万石有余。
拓建榆林城，是余子俊对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贡献。他把有武籍和因罪贬谪的人，全部迁移过来，落实户口，使得榆林的人口大幅度增长。
此后，榆林城又经过若干次拓建，其中比较著名的3次被当地人称为“三拓榆阳”：第一次是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第二次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第三次是明正德十年（1515年）。
人口渐增，便需要一批教育机构对其进行教育引导，同时，随着榆林成为边防重地，奏事、来往公文以及医疗等也急需培养一些有文化的人，余子俊因势利导，弘扬文化，倡学兴教。
成化八年（1472年），他上书礼部请求在榆林城开设卫学，使这块边关蛮荒之地人才辈出。据统计，从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开始至明末，仅榆林城内，就有进士9人、举人28人，武进士2人、武举人66人。
边墙的修筑及延绥镇防御体系的完善，也带动了榆林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营堡的建立，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吸引了更多人口聚集，促进了商业繁荣。
沿长城边境的边贸交易绵延不绝，边地内部的军民贸易、汉族与境外蒙古族间的民族贸易日益兴盛，延绥作为边塞重镇，商贸中心的地位日渐显现。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取代了军事斗争，汉族与蒙古族及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渐频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马市”和“茶马交易”。
如今，漫步榆林古城，“南塔北台、六楼骑街”的街景将一座座明清四合院串联起来，浓厚的历史韵味，让榆林宛如一颗“塞上明珠”。而这与余子俊在榆林城建史上“徙镇、移民、办学”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今天，距离余子俊离世已有530多年，但他的故事仍在榆林流传着。
忧边塞防务 彰肃敏精神
成化十二年（1476年），余子俊奉调离开榆林，改巡陕西，又在西安城西北开渠，经汉时故城至渭河，人称“余公渠”。
成化十三年（1477年），余子俊任兵部尚书，后因谗言诽谤，被免去兵部尚书之职，授以太子太保虚衔。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继位，余子俊得以继任兵部尚书。他继任后，即上疏陈述10件事，后又陈述边防7件事，孝宗大多同意施行。第二年，余子俊病重，还亲自撰写奏稿，陈述救荒息盗的办法，然而奏稿刚刚得到朝廷的允准，余子俊就去世了，享年61岁，谥号“肃敏”。
2017年5月18日，榆林市榆阳区沙河公园内，占地800多平方米的余子俊纪念馆全新亮相。展馆正中间，清代名臣张廷玉评价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的8个字，格外引人注目。
2019年，大型廉政文化音乐剧《余子俊》在榆林迎来首演。这部音乐剧先后获得了“陕西省第二届廉政文化精品创作文艺剧目类一等奖”“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优秀文化剧目奖”等荣誉，也让更多党员干部受到启发和鼓舞。
万里关山来时路。今天，距余子俊离世已有530多年，但他的故事至今仍在榆林人口中念叨着、传播着，其对清廉以及正义的不懈追求，永远值得后代官员学习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