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苏东坡在《思治论》中的这句话，并阐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
苏东坡在凤翔迈出仕途的第一步，积累了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宋雨 摄
在苏东坡的人生中，宝鸡凤翔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地理坐标。作为接受政治历练的第一步，他把足迹、诗行、志向和抱负留在了这里，由此开始积累起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并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政治主张，这也成为他一生笃行的从政理念。
功名富贵、进退得失，他视作浮云，他心中重若千钧的，是黎民苍生与家国社稷。千年之后，百老汇app登录官网在凤翔寻找苏东坡，依然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他守正不阿的人格形象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所投下的影子。
为民初心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东坡前往凤翔赴任途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到一种心灵共鸣。
雪泥鸿爪，似乎也映照着苏东坡的命运。嘉祐六年（1061年）的冬天，苏东坡带着夫人王弗和不满3岁的儿子，由河南入陕，前往凤翔出任签书判官。
这一年，苏东坡虚岁26岁。四年前，他以殿试第二名的成绩被钦点为进士，声名鹊起、初入政坛。
这次考试，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欧阳修一向不喜空虚造作的文风，苏轼以一篇充满民本仁政理念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展示了自己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文风质朴，令欧阳修看后拍手叫绝。欧阳修一度以为，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一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
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这份卷子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直到揭开卷子上糊名的纸片后，欧阳修才发现，这名考生竟不是曾巩，而是“眉州苏轼”。“读苏东坡的文章，我全身喜极汗下。”他对同样担任考官的梅尧臣说，“我应当退隐，让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
苏东坡的才华同样深得宋仁宗的赏识。此后的制科考试，苏轼和弟弟苏辙也顺利通过。当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俩的制策后，忍不住兴奋地告诉皇后：“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一刻，出将入相、建功立业，对于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人而言，都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制科考试后，苏东坡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个职务，掌管五曹（兵、吏、刑、水、工）文书，相当于地方行政机构的秘书长。
苏东坡对凤翔并不陌生。嘉祐元年（1056年），他和父亲、弟弟离开故乡，一起进京赶考时就曾来过这里。“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在途经眉县横渠镇的崇寿院时，他还在院内的墙壁上留下一首诗。崇寿院后来改名为横渠书院，为纪念“横渠先生”张载。有意思的是，张载和苏东坡兄弟俩同年中进士，是地地道道的年兄。
凤翔东湖，古称“饮凤池”。（凤翔区纪委监委供图）
凤翔古称“雍”，是周朝和秦朝的发祥地。唐朝时，凤翔由“郡”升为“府”。到了苏东坡所在的宋朝，它仍是管辖周边九个县的凤翔府，规格和行政级别都很高。
和五年前路过相比，此次再到凤翔，苏东坡眼前尽是萧条之景。由于西夏的连年入侵，陕甘交界一带处处是战争留下来的残迹以及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
干旱，也成为苏东坡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次，苏东坡在城外巡视的时候，看到路旁饿死的小孩尸体，他嚎啕大哭，眼含着热泪将其埋葬。之后，苏东坡积极组织慈善募捐，建起了一所孤儿抚养所，并且救了34个饥饿的孤儿，留在家中抚养。
坚守为民初心，贯穿了苏东坡的整个政治生涯。即使在贬谪期间，生活困苦的苏东坡也不改以民为本的初衷。他虽被一贬再贬，官也越做越��，但是百姓越来越爱戴他。
勤政务实
今天的人都知道杭州西湖，却鲜有人知道，在凤翔还有一个与之并称的东湖。两个湖泊，一东一西，都曾见证过苏东坡的身影。
东湖之滨，有一座凌虚台，亭台掩映，廊桥迂回。900多年前，同样在凌虚台畔，甫一到任的苏东坡遇到一位“难缠”的顶头上司——军人出身的凤翔太守陈希亮。
因苏东坡曾在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中崭露头角，凤翔府一位差役尊称他为“苏贤良”，这让陈希亮非常生气。“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他甚至打了这位差役几板子，这让苏东坡十分难堪。
尤其让苏东坡痛苦的是，当时他的才华名动京师，可他撰写的公文，陈希亮却要处处刁难，一再要求删改甚至打回重写。即便是苏东坡登门拜望陈希亮，这位太守仍摆足架势，久久不出面接见。
两人不和，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陈希亮甚至上奏章弹劾苏东坡，告他不服从命令。
其实，陈希亮也是眉州人，论辈分，他要比苏东坡的父亲还长一辈。一次，陈希亮修了一座凌虚台，指名道姓让苏东坡写一篇文章，刻碑作为留念。
终究是年轻气盛，苏东坡借着这个机会，用一篇《凌虚台记》含沙射影地讥讽陈希亮狂妄自大，“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大致意思是说，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更何况人世间的得失，本就来去匆匆。
陈希亮当然明白苏东坡的言外之意。这次，他非但没生气，反而将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碑上。
多年以后，经历宦海浮沉的苏东坡回忆往事，终于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当年陈希亮的敲打，事实上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苏东坡对给别人写墓志铭的事，可谓惜字如金，他一生只写过七篇墓志铭，每一篇都有特殊的理由。其中，就包含他为陈希亮写的。
当时的凤翔府，承担着两项特别的任务：一是每年要限时将秦岭采伐的木材，由渭河入黄河，运往汴京；二是为西夏边防军筹集粮米。这两项工作，都是以“衙前服役”的形式，由老百姓义务承担，运输过程中如有损坏，还得老百姓自己掏钱赔偿。
苛捐杂税、徭役负担，使当地百姓几乎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对此，苏东坡着手修订新的运输制度，并向朝廷打报告，请求改革“衙前服役”制度，准许大家根据黄河水势变化，灵活调整运输时间，此外也不再承担公物的赔偿。此举获朝廷准许，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世间的人与事，俱成为过往。苏东坡当年的凌虚台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眼前这座凌虚台距今也有百余年。在凤翔任上，苏东坡查办讼案、赈济灾荒，为百姓除害；他倡导发展酿酒业，扩大规模，让百姓从中获得实惠。在凤翔所作的《思治论》中，苏东坡更是直指“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的弊端，主张治国要先定计划而后实施，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日后所写的《范增论》中，苏东坡大胆直言“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以哲学家的视野阐释“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提醒为官者要自重、自省、自警，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操守，极具政治眼光和现代智慧。
清廉本色
凤翔三年的地方官生涯，虽然处处充满掣肘与限制，但苏东坡在探索与实践中始终不断寻找一个灵活的空间。如今的东湖，水面近300亩，被长堤隔为内外两部分。其中，内湖即为苏东坡所扩，外湖为清光绪年间新开。
东湖最早被称为“饮凤池”，因湖距府城东门咫尺之遥，故名东湖。苏东坡到任时，东湖水域由于长期疏于治理，湖水干涸得厉害，湖中长满杂草，周边的农田也无法得到灌溉，一片凄凉的景象。
苏东坡决定对东湖进行疏浚和扩张。他亲自设计施工图，并在公务闲暇之余，带领官民一起疏通河道，引泉水注入，沿岸遍植柳树。自从苏东坡在湖岸植柳后，来往政要名流莫不效仿。今天的湖岸，当年林则徐流放新疆和左宗棠西征时种下的柳树，均已大如怀抱。
悲歌为黎元，人饱我愁无。离开凤翔后，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先后担任通判、知州。在杭州知州的任上，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他，同样带领官民一道治理钱塘六井与西湖，把爱民、忧民、亲民、惠民视作己任，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并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绝唱。
一个人的高贵，是能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旧一丝不苟地生活，守其初心、宠辱不惊。苏东坡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从未丧失内心的温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苏东坡提出“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廉洁是为官者的最高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体现了一个官员的精神境界、道德操守。苏轼不仅躬身践行，更以此教育后人。在长子苏迈赴任时，苏轼赠其一方砚台，上面有他亲手刻上的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以此教育儿子要爱民如子、清正廉洁。
凤翔三年，当然无法浓缩苏东坡大开大合的人生。但是在宋朝这个兼具大俗与大雅的时代，苏东坡身上始终有一股超然于成败之外的浩然正气，他代表了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德风范，一种“身系家国，尽忠有责”的为民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