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号约庵，清末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户部主事。历任郎中、山东盐运使、山东巡抚、湖北巡抚、户部尚书，光绪时出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
一生清廉节俭
阎敬铭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任山西巡抚时，抵任之前，他对其亲友说：“宜多携褡裢布。”因为山西地方贫困，百姓生活艰苦，为了表示与百姓同甘共苦，因此阎敬铭特意嘱咐亲友多准备些褡裢布。这种布价格便宜，而且粗厚耐用。到达山西之后，阎敬铭首先以褡裢布做了一件袍褂穿在身上，其属下亦多仿效之。一次，有位属员依照阎敬铭所做袍褂式样用绸缎做了一件，阎敬铭看到之后，非常恼火，斥之曰：“如今军情紧急，你们还如此奢侈阔气，肯定很有钱，可以捐出一些做军饷。”属员连连认错，遂亦改用褡裢布做了件袍褂。在阎敬铭的影响下，衙署上下无敢奢侈者。
他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都毫不在乎，以至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一位朝廷大员。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他不仅穿着俭朴，所食饭菜也极其简单，平日食的是粗茶淡饭，即便是请客，他也毫不铺张。一次，新学政上任，闫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草具，中一碟为干烧饼也，文介(阎敬铭谥号)擘而啖之，若有余味。”那位新学政大人却根本咽不下去，以致“终席不下一箸，而勉强吃下半碗白饭”。事后，这位学政大人对外人说：“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主政为民做主
在担任湖北布政使期间，阎敬铭公正耿介，一丝不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他办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强抢民女一案，更是博得了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信服。
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实际上是官文的娈童，因为受到官文宠幸，在他身边担任副将之职，总管卫队。这个卫队长因为有官文做靠山，平时为所欲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把负责湖北司法的按察司和负责民政的布政司放在眼里。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格刚烈，大哭不从，坏了这位卫队长副将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不便接见。阎敬铭说：“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侍卫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阎敬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就这样，他在总督官署的过道上住了三个晚上。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千方百计劝阎敬铭回家，阎敬铭不从。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家。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按理说阎敬铭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可是无论严、李二人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下属。阎敬铭仍然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也不多见。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铭太过分。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出来向阎敬铭谢罪。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谢罪。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虽然官文有调虎离山的意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阎敬铭的人格，的确让人敬重。
清查整顿贪污
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之初，各地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都很少。例如山东省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只有几千两，阎敬铭对此十分怀疑，因为他曾在山东担任巡抚一职，对山东的财政收入比较清楚。于是他命令对山东的财政活动进行审计，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幕僚们极力宣称审计不可行，并且订立了攻守同盟，百般阻挠。阎敬铭掌握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警告说：“有敢阻挠者斩。”幕僚、差吏们都知道阎敬铭能够说到做到，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阻挠此事。审计公务得以顺利进行，按照朝廷规定的各项财政、财务收支标准，核对审查山东省各州县的财务收支，相应的贪污舞弊行为也都被揭露出来。随后，阎敬铭报奏朝廷对贪污舞弊的幕僚、差吏予以严厉制裁。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惹眼的是掀出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在清朝，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而把大量报销所得的多余款项揣入私囊。像这样的行贿，在户部早已习以为常，百官们明知内情也不敢揭发，因为它往往牵连朝中大员，故而积弊愈深。阎敬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使百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打开言路。首先是御史陈启泰上了一道奏折，揭露太常寺卿周瑞卿和户部司官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的事实。事关重大，朝廷不能不问，但谕旨只派刑部审查，并轻描淡写，对王文韶、景廉明显有保护的意思。可是谕旨一发，案子想收也收不住了，御史洪良品把知道的底儿一古脑儿揭了出来，要求对景廉、王文韶即行罢斥，听候查办。随后邓承修、张佩纶、盛呈等人也都连上奏折，呼吁严查审理云南军费报销案，对王文韶等人严厉制裁。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奏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原为户部尚书的景廉和王文韶。清政府在阎敬铭等人的督促之下，加紧对案件审理，并派他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子到了阎敬铭手里，自然就有了结果，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晚年修建义仓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山西、直隶、山东、陕西发生特大旱灾，先后持续四年之久。关中同州朝邑一带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村中十室九空，特别是沙苑地区，更是路断人绝。阎敬铭在京知道后，急奏慈禧太后，让自己回陕西详细调查。他回到朝邑，看到的是残垣断壁，饿殍遍野，卖儿卖女的有，人食人的有，忧心如焚。他快马加鞭速报朝廷拨款调粮救济，并同地方官员、乡绅筹粮搭粥棚，放舍饭赈济灾民。他觉得这只能救得了“急”，解决不了长远的防旱备荒。反复思考，终于理出一个头绪——修仓储粮，逢灾救民。他四处考察选址，最后选定朝邑县城西南寨子的高坡上，这里地势高峻，地表平坦，南眺华山，东望中条山，通风向阳，即使黄河再涨，淹了朝邑县城，水也漫不上来。且处全县中心，各村镇缴运粮食也极为方便。这便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座民间粮仓——“丰图义仓”，可储粮1000万斤。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关中大旱，全年无雨，延续两年，朝邑尤甚。据《丰图义仓志》记载：“回忆辛丑赈灾，全活无算，无不归功于斯仓”。民国18年，是关中人至今提起仍心惊胆战的“年馑”。夏秋冬连旱，麦谷无收，草木为食，树无完皮。丰图义仓开仓放粮，黄河西岸村镇遍布粥棚，救济饥民难民无以数计。慈禧太后题写仓名：“天下第一仓”。
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九(1892年3月7日)，阎敬铭病逝于山西寄寓。朝廷追赠他太子少保，谥“文介”。阎敬铭一生为官清廉耿介，薄视富贵，精校财赋，剔除中饱，节用务实，将之前混乱的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是历史上有名的理财专家，誉有“救时宰相”之称。
